厅。

海外的中国人，尤其是知识分，坐在一起，好像不谈论政治就吃不饭，喝不了酒。什么民运人士啊，政治异见者啊，仿佛人人都被国安抓去过，但他们又或者支持川普，或者支持哈耶克。

幸好孟时雨似乎对政治完全不兴趣（我是从他的衣着看来的），而陈献云又惯迁就着他。于是我们默契地绕过了宪法啊运动啊一类的话题，我讲了些文坛上的八卦，然后言语便一路向着东方奔去，直奔天津市里。他们听说我久未回国，忙叽叽喳喳地讲这些年的变化，什么老城拆迁，海河治理，还有细细碎碎的早价格，鸟鱼虫，说相声的谁谁谁老了退了，老城里的钙汤圆搬去了何。

我们尽地怀旧，躲温的回忆，时间往回一直，到梦一样不真实的过去。

或许我到底老了，一个不留神，便讲一句陈词滥调：“你们年轻一代到底比我们幸福。”

“我们幸福？”孟时雨冷笑了一声，“质上或许吧，我承认，我没饿过肚，也没受过冻。但要说幸福，那可不见得。”

他的语气那样尖刻，让我不由得好奇起来，“人想要获得完全的幸福，当然很难，”我说，“但要说不幸，你们90后的不幸能有什么？上的挫折，再不就是学业上的压力。网上不是说，你们是随着国家崛起的一代，是享受到经济腾飞红利的一代。”

孟时雨大声说：“那您呢？您这一代人，大概早年在质上稍稍吃了苦，但你们至少还上过广场，还过些民主自由的梦。我们……嗨，算了，您不在国也不明白。”

“说吧，”我恳求，“说去。”

孟时雨却不说话了，一个劲挤柠檬。

“不如这样，”白酒的酒比我想的要烈，它偷偷解开了我那件名为成熟大人的戏服扣，“事实胜于雄辩，我们一人说一个不幸的事。”

孟时雨撇了撇嘴。

陈献云切了龙虾，咽净了，放刀叉。他开笑着打破了冷场：“那我先来？”

“我就说个不幸的吧。我年纪小，到现在也才往过一个对象。他比我年很多，成熟又有见识，而且他对我很好，有时候简直像一个孩，无论我想什么他都不反对，如果我真的想要天上的星星，”陈献云顿了顿，自嘲地扯了扯嘴角，“说不定他会冠名一颗给我。”

“只是有一——他不止对我一个人这样好。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后天王二麻，没完没了，来者不拒。”

“我刚发现时，气得想死，但他说，哎呀，宝贝，年轻人不要老古董，老封建，这都正常的。我也搞不明白，这哪里正常了？他就给我举例，这个总那个总，谁不是养一大堆人。又不是当真要谈恋，他说我实在没必要较真。”

“我有时气得狠了，夜里躺在他旁边，甚至想一刀死他算完。我就不明白，要是人人都和我一个想法——‘大不了一命换一命’——他们怎么敢随随便便和这么多人睡一个枕。他们不怕吗？我真不明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