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大学。”苏珊娜说。

“哪一年？”

“一九六四年。那是乐与北京建不久，中国外决策者想靠法语突破——你们称为‘反华大合唱’的局面。几所大学在黎学中文的研究生中请法语教师。阿尔丹那一年正在写《桃扇》的论文，二十六岁。之后，他永远也没写完论文得到学位。他永远没有成为汉学家。”

“那他作品中那位中国姑娘是真有其人，倾城倾国，”他轻淡的吻像自言自语，但又不像，“他和她真的相？”

“我想是真的。”苏珊娜不自然地笑了笑，把镜托上鼻梁。至少阿尔丹认为他是真！她说，那姑娘究竟是不是他，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，我看阿尔丹自己也说不清。

他也发现阿尔丹的作品，每次说的故事不一样，一会儿是秦淮名之后，一会儿是革命之家异端女儿。

我问过他，他说这是扇上的血，由艺术理。总之，那姑娘是他的学生。突然有一天不知去向，他认为她被关押起来，必须救她来。于是他停止上课，在北京、黎、南京三地到奔走，通过驻华使馆，上诉法国外。被迫回国后，四发表文章呼吁帮助，发疯似的指斥法国政府冷漠。这在“文革”前中法关系中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。

鸟叫，单调而无顾忌。树枝被吧嗒折断，衔在尖扁的嘴里，扑闪双翅，在屋檐的瓦片空隙搭巢。草坪一侧小路，是一些徘徊的脚步，自在轻松。一丛芦苇繁茂，依着一硕大的栗树，那里人少，光线亮得颤颤悠悠。

文化革命一来，阿尔丹成了黎造反学生的领袖之一，法国红卫兵的儿！他想她在中国也肯定在造资产阶级的反，如果她还活着的话。打倒资产阶级，他们就能团圆。阿尔丹至今被法国知识界称为“派”。当两边的“文革”都变成笑料和窘困的题目时，他不再寄政治鼓动，也不那么拼命寻找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他至今不知那女学生的生死，十年前他问过北京驻法使馆，他们很客气，帮他找过，说毕业后几次调动工作去向不明。他自己又到大陆，找到南京大学法语系，那里的教师也说那个女学生，似乎在“文革”中毕业了，分到很偏远的县城，后来就不知落。

“你怎么知得如此详细？”他的声音僵起来。

“我研究阿尔丹。”苏珊娜还没问完说回答，早就等着这问题似的。

“那你清楚他书中那个叫Ｌ的姑娘的真实姓名吗？”他调侃地说，“总不至于是李香君？”

“不是古代那一个，是现代这一个。”苏珊娜倒懂得幽默。“她好像叫柳，”她发音不太准确的中文顿了一，“柳小柳？对，就是这名字。”

他没有再说话，一切都是现成的，他早就应该知。本就不该问，现在问了，就没法留在“不知”中退避三舍。叫阿尔丹的有很多，可他好像对这个阿尔丹负上什么责任似的——欠了这世界。人人都觉得这世界欠了自己，例如阿尔丹整个三曲低回如诉，怆恻而艰，一句话就可概括：你们欠我！越朝香榭丽舍大西走，咖啡馆、酒吧越多，许多桌椅还伸延到宽阔的街旁。咖啡馆和酒吧无大区别，都可喝饮料、酒，区别在于酒吧酒类稍多一些。远星形广场车如注，蓝、白、红三旗帜迎风飘舞。绿珍珠，绿是指珍珠永远鲜艳夺目，还是时光久远，聚了一层淡淡的人世起落？他喜这个咖啡馆的名字，未把约会地调换到幽僻静真正法国味的小巷里，比如拉丁区的那些咖啡馆。他当即同意了，或许就奔这名字。

这时他止步了，路对面，绿珍珠醒目的法文底。掉转视线，不仅旧凯旋门伸手可，新凯旋门居然也落视野，它们相互镶嵌。如果站在路中央适当的角度注视，两者几乎是重合的。他的心一静多了，不再像一路上的忐忑不安，颠簸起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