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问他临走前要不要再看一阿嬷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不用。

“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他笑笑说。

但我们都知这不一定。可我除了为他加持一个时效半个月的护咒，此外再不能为他些什么。

我们了别。

此后我和邱临一直在这儿等待来自黄璨的、来自董建原的消息。等待的当，我带着邱临把展馆逛了个遍，往后的日我同他白天散步去书斋，他看书，我理一些工作上（无论是学校的，还是正好在这儿与博馆相关的）的事宜，中午有人送饭过来，黄昏时分我们再散步回住。晚上，由于我每天都要（没办法，我的自控力在他面前聊胜于无，且对于他我也不需要有自控力），通常我们只一次，有时他心好，我们能两次；有时我想应该可以得寸尺，便三次。我其实想更多，但我还想他白天理我，这事只能往后再打算。等他更多在意我的往后。

这样的生活恬静，只有夜晚的激为其添加些活力。我并不讨厌这样的生活，就像我也不讨厌从前家、学校、现场、公安局四一线的生活一样。

但是我不介意这样的日再过久一。

莫如说，我希望它能再久一。

尽我知随着时间逝仍然毫无消息，邱临的耐心已经在一天天的被消磨。

尽知这样的事让我心里有些无奈。或者说，不甘。

我承认，某些时候，我嫉妒蛰鸣。

我嫉妒蛰鸣能拥有邱临过去的时光，我嫉妒蛰鸣能拥有邱临的思念与担忧。

我不知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。我也不知这样的该被称作什么。

但我想这不会是，毕竟我从未有过这样的。

我只是，比起别的人，现在更在意邱临对我的受而已。

但这样的区别对待，已经足够奇怪了。

在这里待了快一个月，董建原那里没来消息，等到我因为本科生开学已经必须得在网上授课时，遂了邱临的愿，事终于有了展。

黄璨找到了沈裕之的日记。

而据日记上的容，沈裕之于光绪元年落魄至家乡丰都一荒山上的破庙，在庙里发现了一本残破不堪的古经书，这经书他读得兴致盎然。刚巧庙里有纸、笔与墨，他便抄录起这经书来，摘抄之时有如神助，废寝忘，可一待抄完，全然对这经书失了兴趣。

沈裕之想着，这经书或许会被某些有心的人拿着奉为圭臬，这时他起了玩心，他偏不想别人轻松就拿到完本，他便据书中的分章，将手抄本分作四分——第一分就藏在这庙里，其它分先带在上，找到心仪的地方再藏。

此外日记中再无关于经书的容。